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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联储表态将于近期加息，同时，美国国债水平创历史新高，已达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这二者之间有何关联以及有何影响？本文略作分析，仅供交流。
一、美联储近日释放更加清晰、确定的加息信号
2022年1月26日，美联储发布最新议息会议声明，关于货币政策，声明表示：“鉴于通胀率远高于2%，劳动力市场强劲，委员会预计很快就会适当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委员会决定继续降低每月净资产购买的速度，使其（净资产购买）在3月初结束。从2月份开始，委员会将每月增加至少200亿美元的国债持有量，每月至少增加1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持有量”。
增强货币政策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是美联储基本的行事方式。因此，尽管没有明确“很快”究竟是何时，但鉴于美国2021年的年度通胀率超过5%，因此，“很快”的含义应该就是3月份的议息会议。但需要注意，尽管美国2021年的年度通胀率比较高，但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年度通胀率与美国不相上下。
例如，欧洲，2022年1月14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欧盟议会联盟事务议会委员会做介绍性发言，其指出：“经济的迅速重新开放导致燃料、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大幅上涨。它还导致耐用品和一些服务的价格上涨，因为需求超过了有限的供应。欧元区12月份的年度同比通胀率达到5%，其中约一半来自能源价格”。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在横向对比和具体的经济金融背景下来理解。同时，绝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同期通货膨胀率远超美欧。
二、美国国债水平及可持续性
债务上限是美国政治框架下对美国政府负债水平的法定约束，体现了民主代议机构对民选政府举债融资能力的限制，以确保美国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债务上限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因为有些国家的法律框架不存在债务上限。
美国国债触及债务上限，凸显一个基本事实，即疫情下美国政府为稳定经济大举负债，实施经济刺激和救援计划，从而导致政府负债水平直线上升。对此，2021年9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暂停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直到2022年12月，从而暂时避免因美国政府无法支付其债务而违约。
但从法律角度上看，只是暂停债务上限的约束性，期限届满后还需要具体进一步解决，但这本质上都只是技术问题。
美国国债在此期间的增加，其原因是什么？这些政府负债而取得资金又是怎么花的？
对此，2021年9月16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全面综述了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推出的美国救援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影响，报告指出：“拜登总统一开始履职，就立即开始努力应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并为美国家庭、企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所需的救助。3月11日，总统签署了美国救援计划，使之成为法律，并向全国各地的美国人提供了急需的支持。
对于家庭，美国救援计划以每人高达1400美元的经济影响付款的形式提供了立即的救助，将现金直接支付给了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对于企业，美国救援计划提供了额外的70亿美元援助，用于提供可免除的薪资保护计划(forgivable Paycheck ProtectionProgram)贷款，为航空等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援助，以及关键的税收抵免，奖励那些让员工留在工资单上的企业（不裁员），同时向他们提供带薪假期，让他们照顾生病的亲人或接种疫苗。
最后，对于州和地方政府，美国救援计划提供了3500亿美元，以支持紧急需求，并为长期复苏奠定基础，此外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计划，以支持未来所需的资本项目的关键投资”。
可以看到，美国国债增加的最根本原因是为了救援和刺激疫情下的经济，具体支出也直接针对美国企业、家庭和个人，并对弱势群体和族群有一定针对性和优惠安排。因此，在观察美国疫情下国债激增之时，不要单纯看金额以及该金额对美国GDP比例，而是要看原因是什么，钱花到了哪里，起到了什么效果，以及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是否因此而受到威胁，这些都需要回答。
对于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分析，一个最直接、最全面的数据是美国2021年的GDP增速。2022年1月27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一篇短文，分析了美国2021年GDP增长的相关具体数据。数据显示，“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OfEconomic Analysis)的最新预估显示，2021年的经济真实增长率为5.5%，大大超过这些预测者的预期”。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超预期增长是各项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增发国债并利用好融资。
美国的国债水平的横向比较水平又如何？是否是全球最高的？
答案是的。
2021年12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一篇短文，分析了当前全球高企债务所带来的政策风险，文章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最新数据，2020年全球债务占全球GDP的比例上升了28个百分点，达到256%。由于全球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跃升至创纪录的99%，政府借款占债务增长的比例略高于一半。债务增加在发达经济体尤为惊人，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约70%上升到2020年的124%。公共债务现在几乎占全球总债务的40%，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比例”。
但对于这问题要注意一个基本事实，发达经济体公共（政府）债务水平高，本质上是其融资能力强，因为其政府有偿债能力，所以才可以通过发行公共债务获得资金。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所以公共债务规模和水平低，是因为其不具备偿债能力，难以通过发行国债而获取融资。
对此，该文章明确指出，“在2020年28万亿美元的债务激增中，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占了90%以上。这些国家能够在大流行期间扩大公共和私人债务，这要归功于低利率、中央银行的行动(包括大量购买政府债务)及发达的金融市场。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都处于融资鸿沟的对立面，面临融资渠道有限，借款利率往往更高的问题”。
因此，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即美国当前的国债规模和其偿债能力没有关系，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当前的国债水平有导致其国债违约的可能性。相反，其短期内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反而体现了美国具有其它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很强”的政府举债能力。
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
2021年3月30日，美联储理事Christopher J. Waller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在线演讲，阐述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关系实质及保持美联储独立的重要价值。其中，其明确指出：“最后，我们来看看央行和财政部之间潜在互动的第三个领域：债务融资。
当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时，偿还这些债务的利息成本将是巨大的。如果利率较低，指定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可以用于其他目的。因此，财政当局有强烈的动机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为了避免利用货币政策为赤字融资造成的扭曲，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具有明确和可信通胀目标的独立中央银行，就像美联储所做的那样。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维持这一目标和保持通胀预期符合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展望未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货币政策选择将继续完全以我们促进最大化就业和稳定物价的使命为指导。这些国会授权的目标始终驱动我们的决定；党派政策偏好或财政部的债务融资需求将不会在这一决定中发挥任何作用”。
用一句更加直白的话来说，美国的货币政策不需要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国债融资需要，这是美联储独立性的要义。
对于这个问题，2020年5月28日，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Agustín Carstens在苏黎世的一个经济及货币政策前景研讨会上也明确表达了同样立场，其指出，“虽然央行的措施是必要的，并显示出初步的成功，但这些措施在未来带来了重大挑战，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显著重叠。随着公共债务的大幅增加，今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肯定会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后如何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呢？
首先，应该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看法，即债务可能会通过通胀消除。政府可以从制定强有力的跨期财政战略开始，控制未来的支出，制定合理的收入政策。但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的最直接途径在于提升增长潜力。这意味着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减轻健康企业的倒闭，将财政政策导向投资，维护全球供应链和维护自由贸易。
其次，央行政策需要继续确定地专注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行动应该与授权保持一致，特别是价格和金融稳定。政策行动背后的意图应该清楚地表达出来，避免公开的赤字融资。应该保留适当的央行治理结构。只要有可能，政府为弥补央行潜在损失而提供的赔偿是极其有用的。应该尽快阐明退出战略。当然，最佳退出是由有利的经济环境诱导的。
底线是有必要认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央行不能在任何长时间内大规模干预政府债券市场。最终，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自然边界将需要完全恢复，以维护央行的可信度。最后，我要说的是，所描述的跨越财政和货币政策传统界限的激进措施，只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这些央行的信誉很高，源于长期的稳定导向的政策历史记录。这是一剂猛药，服用时要格外小心”。
另外，2022年1月11日，德国央行前行长、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主席Jens Weidmann（延斯·魏德曼）博士在其离任演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央行有时被视为是唯一有能力采取行动的机构，人们对它们的期望不断提高的时候，我认为另一个重要特征也起到了作用，那就是谦逊。或者，引用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的话：中央银行不是万能的。它们必须澄清并宣布货币政策能实现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实现什么。过度自信的倾向是我在德国央行从未发现的——不像我在那里遇到的那种一丝不苟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冷静”。
简而言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最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二者之间的作用必然有重叠，也需要二者发挥最大的协同作用。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分明的，其底线是货币政策不能为政府负债融资提供支持。
四、如何理解当前美联储即将加息与美国国债水平高悬的关系
第一，美联储即将加息聚焦于美联储的两大法定职责，物价稳定和最大化就业，目前美国通胀水平较高，且就业市场强劲，在此背景下，美联储作出将“很快”加息的政策声明。
对此，在2022年1月26日美联储发布的《较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中，有清晰的表述，“委员会调整货币政策立场的主要手段是改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委员会判断，与长期最大化就业和物价稳定相一致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相对于其历史平均水平已经下降。因此，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比过去更频繁地受到其有效（利率）下限的约束。部分由于利率接近有效下限，委员会判断就业和通胀的下行风险已经增加。委员会准备使用其所有工具来实现其最大化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较长期的通货膨胀率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因此，委员会有能力为通胀确定一个更长期的目标。
委员会重申其判断，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年度变化衡量，2%的通货膨胀率从长期来看最符合美联储的法定职责。委员会判断，稳定在2%的较长期通胀预期有利于价格稳定和温和的长期利率，并增强委员会在面临重大经济动荡时促进最大化就业的能力。为了将长期通胀预期固定在这一水平，委员会寻求实现随时间推移的平均为2%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判断，在通货膨胀率持续低于2%的时期之后，适当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适度高于2%的通货膨胀率。
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就业和物价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委员会寻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对其最大化就业水平评估的短缺，以及通胀偏离其较长期目标的情况。此外，可持续地实现最大化就业和物价稳定取决于稳定的金融体系。因此，委员会的决策反映了其长期目标、中期展望以及对风险平衡的评估，包括可能阻碍实现委员会目标的金融体系风险”。
第二，美国目前的国债规模与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违约风险）没有直接关系，相反，美国疫情下为刺激和救援经济而增加的国债，对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恢复，美国政府将逐步偿还其累积的负债，这本来也是财政政策在其承受范围内进行逆周期操作的基本要求和使命。
五、小结
一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是服务于美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其当前的货币政策调整必然是渐进的，也将保持足够的灵活度，以尽量将对市场的冲击控制在合理范围。二是美国经济复苏稳健，增长强劲，因此美国国债规模的增加对美国不存在违约风险，至少不是一个突出的风险因素。三是未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疫情更加有效的控制，美国货币正常化的进程以及国债规模的缩减正常都会逐步加速。四是美国加息会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产生压力，主要是资本外流导致的一系列货币贬值、融资成本增加以及相关央行被动加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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